宁泽涛悲剧根治之道 :总局需推动协会实体化

  一部《转折点——宁泽涛》,再度将宁泽涛与国家体育总局游泳中心之间的矛盾重新抛到了公众面前。作为CCTV-5最具人文情怀的王牌纪录片栏目,《体育人间》自2001年创立以来就从不避讳争议人物和事件,并总能通过细腻的镜头和动人的旁白打动人心。此次前后历时8个月制作的《转折点-宁泽涛》同样延续了《体育人间》的惯有风格和效果,虽然对于最被人关注的宁泽涛私接竞品广告一事只字未提,但通过宁泽涛之口仍说出了饭卡被消磁、被宿管要求搬离、暴瘦4公斤、被要求改练200米自由泳等诸多委屈。所以,纪录片一经播出,顿时引发民众对宁泽涛的一致力挺,而游泳中心则惨遭千夫所指。

  在《转折点-宁泽涛》的艺术性和人文关怀赢得广泛认可之余,这部纪录片在最基本的客观性方面却引起了两点质疑:1、所有人都知道宁泽涛和游泳中心闹翻的最主要原因是私接竞品广告一事,这也是宁泽涛国家队生涯的真正转折点,但诡异的是,长达48分钟的纪录片却对此几乎完全回避;2、整个纪录片只有宁泽涛及其家人、主管教练叶瑾的描述,游泳中心没有任何声音,至于中立第三方,既没找宁泽涛的国家队队友,也没找长期跟队的资深记者,仅选用了体育评论员梁言的寥寥几句点评,这显然在客观性上难免遭人非议。只是,越是在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反而越发加剧了世人的好奇:宁泽涛私接竞品广告一事到底该如何定性?

  所谓的宁泽涛私接竞品广告风波,简而言之就是宁泽涛个人签约伊利,而游泳国家队的赞助商却是伊利的竞品蒙牛,就此游泳中心和宁泽涛矛盾激化,宁泽涛差点因此无缘里约奥运会。虽然体育总局领导出于夺金目的特批宁泽涛参赛,但宁泽涛在里约成绩惨淡,一无所获,如今秋后算账,宁泽涛很可能会离开国家队甚至从海军转业回河南省队。抛开宁泽涛私接广告这一个案的对错,这些年,运动员个人商业开发利益与集体利益屡酿冲突并引发轩然大波,从前些年的姚明起诉可口可乐索赔1元、田亮走穴被国家队开除,到今年的宁泽涛私接竞品广告、易建联扔鞋门,这些均说明,现阶段的体育管理体制早已严重滞后,以致于精英运动员和体育项目管理中心动辄就成为敌对关系。

  在目睹太多类似争端并深挖现阶段体制僵化的根源后,笔者已无意再去重复呼吁“打造多方互赢利益分配体系”,更希望国家体育总局在新任党组书记、局长苟仲文同志的领导下早日推动国家体育总局第三次体制改革,早日实现协会实体化、国家队大瘦身,唯有如此方可从根本上根治这一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转折点-宁泽涛》的播出更像是宁泽涛与游泳中心的公开宣战,而原本报道立场就略有抵牾的媒体们也在这场舆论大战中开始分裂。连续两年将年度体坛风云人物奖颁给宁泽涛的CCTV-5、曾助推宁泽涛参加中韩青年领导者论坛的共青团系统、宁泽涛个人官网承运方网易在报道倾向方面明显力挺宁泽涛,与此同时,腾讯体育、新华社、《北京青年报》等媒体的记者则被宁泽涛的粉丝认定总在抹黑宁泽涛,微博认证为“共青团ZY”的账号更是曾在9月底发布《媒体观察:腾讯体育“记者”涉宁泽涛虚假报道有什么背后玄机?》一文,斥责对方是逆向民族主义者。

  作为这场舆论大战中的一枚核武器,《转折点-宁泽涛》作为纪录片只说出了宁泽单方面的委屈,而对于真正引发矛盾的私签竞品一事只是用一句“这里面很复杂”就一带而过。而《澎湃新闻》则刊发了匿名资深媒体人的文章《宁泽涛在说谎?揭秘藏在这部央视纪录片背后的B面》,对纪录片提出五点质疑,并指出宁泽涛在客串经纪人的“叔叔”的指挥下一次次私自签约、违规走穴。据体育大生意记者向多位知情人求证,游泳中心和宁泽涛家人双方争夺宁泽涛商务开发权的确是双方闹到今日这步田地的根源。更确切地说,宁泽涛方面认为游泳中心主任王路生在国家队商务开发方面过于独断专行,不如之前退休的游泳中心党组书记尚修堂为人处世更灵活。

  根据体育总局资料显示,游泳中心党组书记尚修堂在2015年12月下旬退休,王路生则是在2013年2月从体育总局训练局调任到游泳中心出任主任。据了解,由于尚修堂在游泳中心工作多年,威信颇高,深得队员信服,虽然只是党组书记、副主任,但在商务开发等问题上却具有决策权。而在尚修堂退休后,王路生踌躇满志本想放手大干一场,没想到却遇上了“不服管教”的宁泽涛。国家游泳队与蒙牛签约,但宁泽涛个人却与蒙牛的竞品伊利签约,这让游泳中心很是尴尬。

  对于王路生而言,他手中的“尚方宝剑”就是游泳中心出台多年的《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在役运动员参与商业广告活动及社会活动,必须征得游泳运动管理中心的同意,并由中心批准后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在役运动员不得单方面与商业推广单位及企业签订协议”。而该《办法》最早脱胎于国家体委在1996年的《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

  鉴于那个时期的运动员均是由国家从小培养,所以该《通知》明确规定中国所有现役运动员的无形资产均归国家所有。此后随着运动员维护个人利益这一意识的觉醒,国家体育总局被迫对该《通知》几经修订,运动员本人对无形资产的主导权才得以加强,但国家体育总局仍要求,凡是入选国家队的运动员必须与各中心签订协议,即管理中心有权以国家队名义对运动员进行商务开发,并且可以无偿使用国字号运动员的无形资产。而各个项目中心也均根据这一规定制订了更符合本中心利益和所属项目特性的具体管理规定,这其中就有《国家游泳队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经营、社会活动的管理办法》。而在这一期时期,引发争议的最大就是2003年姚明向可口可乐索赔1元案。

  2003年,中国男篮国家队的赞助商可口可乐将姚明、巴特尔、郭士强三人的头像印在了自身的瓶身上,而它的直接竞争对手百事可乐恰恰当时是姚明的个人赞助商。于是姚明起诉可口可乐侵犯肖像权,可口可乐则辩称自己使用姚明的肖像源于中国男篮的授权,而中国男篮则宣称,可口可乐使用的是国家队授权的姚明等三人的集体肖像权。为了证明这一点,相关领导还翻出国家体委的历年文件。鉴于这其中牵涉到国家队利益,所以姚明只索赔1元。

  这一事件发生后顿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的法律界权威专家、媒体和公众都参与到了讨论之中,最终的结论是《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公民的肖像权属于公民个人所有,而所谓的“集体肖像权”只是国家体委文件的衍生品,而国家体委文件显然无法与《民法通则》相提并论。所以,如果非要闹到对簿公堂这一步,可口可乐固然要败诉,但它却反过头来也会向中国男篮发起索赔,这显然是中国篮协和姚明所不愿意看到的。最终经过中国篮协居中协调,在开庭前的最后一个晚上,姚明与可口可乐达成和解,可口可乐将相关产品全部下架,姚明则宣布撤诉。多说一句,为避免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再出现类似的尴尬,可口可乐干脆在2007年砸重金签下姚明。

  姚明的胜利固然是运动员维护个人利益的经典案例,但这主要基于肖像权恰恰在《民法通则》中有明文规定,而大多数国家队的集体商务开发权益在法律中并无明文规定,所以仍有不少国家队选手仍不能自我掌控个人商业开发,因而动辄就激化矛盾。于是,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终于推出了全新的修订版《关于对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试行合同管理的通知》。

  该《通知》要求各管理中心在进行商务开发时要照顾到运动员的个人利益,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一定的比例对运动员个人、国家队、输送运动员的地方队和其他有功之臣等各方进行回报,于是各个中心也根据最新版的《通知》重新修订了自己本中心的规定。而在该《通知》颁行同期,发生过一正一反两个典型案例,他们就是田亮和刘翔。前者因私自走穴并拒绝按要求上缴收入而被国家跳水队开除,这让很多人颇为惋惜;后者则把个人商务开发权授权给田管中心,田管中心按比例向刘翔本人、国家田径队、上海队和孙海平教练分配商务开发收入,而刘翔模式也成为日后各方效仿的对象。

  从2006年推出新版《通知》至今,其实不少拥有明星的国家队都曾在商务开发过程中爆发过小冲突,并且明星越是知名,就越希望能够自主掌控个人的商务开发权,也就和所属的项目管理中心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比如李娜等人就成功撞开体制藩篱的一角获准单飞。整体来看,足球、篮球、网球等商业化程度较高的项目对待运动员更宽容,而游泳、田径这类项目则对运动员的商务开发权垄断力度更强。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足、篮、网等项目中心的收入来源比较广泛,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国家队获取收益,而且平日还管理着诸如中超、CBA等各种商业赛事。而游泳、田径等项目本身就商业化程度不够高,平日又缺乏大型商业赛事,唯一的大规模收入完全来自于国家队的商务开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会尽最大程度把持国家队商务开发的权力。所以,这些年下来,游泳中心和田亮、孙杨、宁泽涛等大牌明星均曾爆发过激烈冲突。换言之,从项目属性这一角度出发,游泳中心争议多发绝非王路生或尚修堂的个人风格所能决定的,任何人出任游泳中心掌门都会最大程度维护该中心的利益,毕竟该中心的唯一利益来源只有国家队。

  其实,游泳虽然参照足球、篮球的商业开发程度确实很低,但在目前国家体育总局旗下的各个国家队中,能够跟足球、篮球比商业价值的本来就没有几个,大多数项目在商业开发上面都乏善可陈,而想要改变这一点,只能寄希望于本项目出产一个不世出的巨星,比如刘翔,比如宁泽涛。可一旦举全项目之力培育了巨星,巨星马上就想单飞。随着明星们维护个人利益的诉求越来越强烈,体育总局各个中心注定是没巨星苦恼,有巨星也苦恼。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有没有根本解决之道呢?

  在宁泽涛这类问题上,几乎所有人都希望项目管理中心、运动员个人、地方省队能够达成一个多方共赢的协议,这既符合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又合乎道德常理。但在目前的体制下,想要实现这种平衡且避免后期纠纷已经越来越难。如果说2005年的刘翔行且可以按照这一模式执行,那么在明星个人利益诉求和自主性越来越强烈的当下,明星们只想最大程度收获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必定要求摆脱体制束缚,转而寻求商业经纪人来自主进行商务开发。而一旦各个项目中心拿着“国家早年培养运动员的成本”、“维护国家利益”等理由来和运动员谈判,不仅没人在乎,反而只会被媒体质疑甚至嘲讽,因为真正前期培养运动员的是各省的基层队伍,体育总局和项目中心这么说则有抢夺他人劳动果实之嫌,而这就是当前各个项目国家队管理的最大矛盾所在。

  想要破解这个体制之痛,根治的办法就是推动国家体育总局实现第三次体制改革,让国家队进一步瘦身,将运动员的培养和管理权进一步下放到地方队手中,而体育总局的各个直属项目中心则要进行转型,改变“一套人马两个牌子”、“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畸形现象,实现协会实体化,从而使得中心负责行政政策制定和国家队成绩,协会则具体提升各个项目的商务开发能力。

  众所周知,国家体育总局的前身国家体委第一次体制改革是在1980年代。借助1980年代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春风,尤其是中国重返奥运会后,国家体委更加重视运动竞赛成绩,于是将运动竞技司细分为训练竞技一、二、三、四、五司和训练竞技综合司。训练竞赛一司分管军体项目,包括航空、无线电、现代五项、击剑、马术、跳伞等项目;训练竞赛二司分管球类项目,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垒球等;训练竞赛三司分管田径、游泳、跳水项目;训练竞赛四司分管射击、射箭、举重、摔跤、柔道等项目;训练竞赛五司分管冬季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短道速滑等;训练竞赛综合司是负责所有项目运动训练、竞赛计划的审批和总体项目的发展布局和规范,以及举办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工作。

  在这一阶段,国家体委通过各司直接管理体育发展。六大训竞司主抓各大体育项目的训练和比赛成果,完全以竞赛成绩为导向,各个竞赛司直接奔赴全国各地建设训练基地、筛选好苗子,然后每年都进行长达数月的集训。所以,在这一时期,明星国手基本上都是由国家体委各个司局直接培养。归根结底,这是因为当时国家先进的体育资源都集中在国家体委手中,地方体委无力大规模培养顶级人才。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1994年,国家体委才迎来了第二次体制改革。

  1994年,为响应政府机构改革要求,同时全面发展全动,时任体委主任的在“奥运争光计划”之外又推出了“全民健身计划”。深感国家体委各司局权力过度集中,编制不多但需要处理的事务很繁重,并且直接用行政化手段管理体育弊病太多,于是逐步推动国家体委训竞司权力下放,甚至是部分运动项目的初步管办分离。

  最初,一手创建了六个体育项目中心,并要求将一部分运动项目从训练竞技司手中转交给这六个项目中心,由各中心直接负责项目的商业赛事组织开发和竞赛管理。截止到1994年底,仅有1/3的运动项目停留在训练竞技司手中,其余的运动项目全部实现了中心管理制。最终,在1998年,当所有体育项目均从训练竞技司转移到各个体育项目管理中心时,响应国家号召,将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训练竞技司也从以前的所有竞技项目一手独揽改组为服务各项目中心的训练局。

  推行项目中心制的优点在于,每个项目都可以根据所属项目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但问题是,各个中心不仅要承担竞赛成绩压力,而且要发展本项目的全动,同时还要承担协会的职责,推动该项目的商业化和社会化。鉴于各个中心压力较大,所以,项目中心在事实上将很多项目的管理权部分移交下放给了各省体育局,尤其是那些夺金无望或者非奥运的项目。比如足球、篮球、武术、登山等。而为了提振各省体育局发展这些项目的积极性,国家体育总局又牵头成立了各种商业联赛,各省体育局积极组建队伍参赛,于是既促成了中超、CBA等联赛的诞生。

  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国家体育总局第二次改革中的权力下放为国家队管理模式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以往国家队完全由各个司把持,国家队成员基本上是各司直接培养,常年在各司的训练基地常驻。而在项目中心成立后,运动员平日在省队训练、比赛,只有到大赛时才会集训,尤其是像足球、篮球、武术等项目,国家队员全部都是由地方省队培养,所以国家队在进行商务开发时,项目中心总会兼顾地方队的利益。而当近些年地方省队由职业俱乐部取代时,国家队则不得不考虑运动员的个人利益。

  对于足球、篮球等项目而言,早年的省队培养人才模式早已被职业俱乐部所取代,而游泳这类项目还停留在省队和国家队共同培养人才的模式,所以易建联们在国家队商务开发方面的自由度明显要高过宁泽涛。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固然是游泳这类项目的市场化程度不如足球、篮球,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国家体育总局第二次改革的不彻底。

  虽然第二次改革中诞生的项目中心管理体制较早年的训练竞技司集中管理模式有明显进步,但项目中心的集权力度仍非常强,这无形中就形成过于强势的地位。各个项目中心既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管理职能部门,同时又是各个体育协会的常设机构,这就是俗称的“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学术界将这一现象称为“同构体制”或“同构状态”。

  对于各个项目中心而言,行政层面,他们需要为国家的训练竞技成绩负责;而协会方面,他们又要承担等商业开发事务,保证该项目可持续发展,不断扩大在普通群众中的影响力。但任何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大多数项目中心的眼中只有行政使命,很少能承担起自己的协会使命。比如中国篮协,他们虽然创办了CBA但却很难管理好,因为他们的心思都在履行篮管中心的主要使命,即保证国家队成绩。所以CBA想要真正获得长足发展,最好的办法就是篮管中心和篮协脱钩,换言之,篮管中心专心管好自己的国家队事务,篮协另拉一套人马,用职业化理念去发展CBA。

  对于全新形势下的国家体育总局而言,他们亟需第三次体制改革。主导各个项目中心与协会的脱钩,推动协会的实体化,而一旦项目中心与协会脱钩,那么协会必定会全力推动所属项目的市场化和人才培养途径职业化,从而间接推动国家队瘦身。

  具体到游泳中心,同样如此。虽然从项目属性角度而言,游泳不如足球、篮球市场化程度高,但如果能够推动游泳中心和中国游泳协会脱钩,泳协必定也会单拉一套人马,全力进行各种游泳巡回赛和黄金联赛的推广开发。在这种平台推动下,相信各个省队必定会逐步走向职业化,甚至有一天有望形成澳大利亚、美国式的职业俱乐部,而游泳明星的商业价值自然大增。

  届时,国家队、运动员和俱乐部将形成真正的平衡局面:国家队拥有征战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参赛名额,但他需要邀请最顶级的明星参赛,并征得俱乐部的同意,所以项目中心必须保证明星的利益;而明星也需要奥运会和世锦赛这样的平台来提升自己的曝光率;俱乐部则通过自己的明星入选国家队获得荣誉满足感以及政府的扶持力度。并且,当此之时,国家队已无权过问运动员的日常商务开发,即使再有纠纷,也只会出现在运动员和俱乐部之间,这丝毫无损国家队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形象,而国家队只需获得优异成绩便别无他求。

  所以,在回顾了姚明、田亮、李娜、刘翔和宁泽涛等人在国家队的商务开发问题后,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其实一目了然。看似是各个项目中心过于强势,实则是因为他们同时握有两块牌子的力量。所以,当此之际,必须尽快让项目中心与协会脱钩,唯有如此,方能解决现阶段的矛盾激化,进一步解放中国体育产业的生产力。不过,中心与协会的脱钩必定会弱化体育总局的权柄,这是典型的断臂自救。上世纪90年代的榜样力量近在眼前,新上任的苟仲文同志是否也有这个魄力再度开启自我革命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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